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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日军为何要炸毁商务印书馆

  核心提示:当时一位日军司令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王云五一生做事繁多,后人毁誉参半。所誉者,在出版,在教育,在学问;所毁者,在从政,在政治取向,在社会活动。眼下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由此想到王云五在那场大战中的表现,那时他正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位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商人,留下了哪些故事呢?

  故事从1894年说起,当时王云五7岁,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海军不堪一击,所有兵舰非沉即降。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最痛恨两件事:一是慈禧挪用军费误国,二是日本人杀我同胞。两年后,他的一位表兄陆皓东追随孙中山闹革命,被清政府杀害,更增添了他的对抗情绪。王云五9岁那年,大哥给他讲《孟子》,说到“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句,王云五愤然而起,脱口说道:“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作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呢?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闻此言大哥大惊失色。1921年王云五做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同年加入国民党。后来退出,作为无党派人士,致力于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

  王云五一生的最大成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几次说,自己曾经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出四次危机。其中第四次,说的是拯救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前三次危机,都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期间。日本人轰炸上海,定点炸毁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造成印刷制造总厂、栈房及尚公小学全部被毁,焚烧纸灰飞达十多里以外。尤其是东方图书馆中大量藏书全部烧毁,其中有中文书26.8万余册,外文书8万余册,另外还有古今中外各科学术参考书,以及5000余种珍贵图标照片。当时一位日军司令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目睹此情此景,张元济痛心疾首。他说,真不该将这么多好书积聚起来,遭此厄运。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更是痛苦万分,他甚至动过离开商务印书馆的念头:他只是商务的一个小股东,他改造商务的方案得不到员工理解,他家中有80岁老父亲无人照料。《十年苦斗记》这样记载:“但是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此外他又想起,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

  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他明知前途很危险,但是他被战场的血兴奋了,而不觉其危险。他明知前途很困难,但是他平昔认为应付困难便是最大的兴趣,解决困难也就是最优的奖励。”于是王云五开始振作起来,奋力工作。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恢复生产,他亲自用大字写下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11月商务又达到“日出一书”。当时胡适在给王云五的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时年王云五只有45岁。张元济给王云五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张元济还有言,高梦旦当年引王云五入商务,卒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救星。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期间。日军进犯上海,商务印书馆再次停业。10月恢复生产,但王云五将印务转移到香港与长沙。他本人也来到香港,一方面维持战时体制,一方面创编“战时补充教材”,出版有“战时常识丛书”“抗战小丛书”“抗战丛刊”“战时经济丛书”“大时代文艺丛书”等,同时保持商务印书馆“每日一书”的传统,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军队轰炸并占领香港,商务印书馆在香港、上海两地的财产全部丧失。当时王云五正在重庆开会,无法返回香港。而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存款只有13万法币,周转资金不足一月之需。王云五将总部移到重庆,迅速发展战时生产,到几年后抗战胜利,商务印书馆账面现款已经达到数亿法币,成就巨大。所以当抗战结束后,王云五提出辞职时,张元济写信挽留道:“罗斯福岂恋恋于白宫,其所以再三连任者,亦为维持大局,贯彻已之计划也。”

  1945年10月10日,为纪念抗战胜利,王云五获政府颁授二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云五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张元济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说起来辞职原因有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王云五获得抗战胜利勋章之时,上海传来消息,称商务印书馆上海方面,战时有与敌伪同流合污之嫌。当时有舆论说,即使王云五在后方有功于抗战,也要功过分明,对于上海方面有违国策行为,不可不问。

  据王云五文字记载,早在1942年4月他在重庆时,曾经派人去上海,见到张元济与办事处经理鲍庆麟,千叮咛万嘱咐,告诫他们切勿沾日伪的边。但后来迫于环境压力,还是加入了“五联出版公司”,印制教科书。王云五知道此事后大为不安,他说:“固由敌伪之压迫甚力,为着保存资产起见,在沪商务当局于拒绝多次以后,不得不与出版教科书之同业数家,作此联合组织,俾不致有玷本身其情故可恕,然未能按照我所传达的意旨,宁牺牲资产而不与敌伪合作,致不幸而遭此意外的责备,则不免遗憾。”后来有人向高等法院监察处检举此案,牵涉到商务印书馆彼时驻沪经理鲍庆麟,但因鲍氏已经去世,而他家人和关系人多已离沪,侦查后没有进一步的措施,所以法律上的制裁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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