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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国的生存之道:谁敢说弱国无外交

  蜀汉,虽为三国时期最为弱小之国,但其诸多故事却颇为后世所铭记,不仅是因为蜀汉的人物个性鲜明,也在于蜀汉的执政者拥有杰出的政治智慧。以外交为例,蜀汉之外交可谓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它源起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发展于赤壁之战期间,最终成熟于蜀汉立国(公元221年)之后。“一条主线,四个阶段”大抵可以概括蜀汉外交的历程。

  蜀汉外交理论基础的源头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之中,《隆中对》不仅指出了刘备集团应朝荆、益两州发展,同时也点明了天下的局势,即曹操势力强大而孙、刘势力弱小,要想鼎足而立必须“外结好孙权”。

  因此,与东吴孙权联盟不仅是刘备集团壮大自身的必要基础,也是其根本的外交基调。而赤壁之战形成的孙刘联盟使得诸葛亮这一外交构想得以初步实践。但是,这一外交构想付诸实践不久,由于支持该构想的东吴重臣鲁肃逝世,荆州局势发生骤变,关羽败亡和夷陵之战爆发使得联合东吴的外交理论遭到破坏难以继续。

  故蜀汉立国前,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外交战略构想处于磨合和试验阶段,着名的外交事件在历史上记载也属少数。因此,联吴抗曹的外交战略思想虽然有其成果但也历经了失败,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其实践并未十分成熟。

  四个阶段:蜀汉立国后的外交实践

  夷陵之战的失败使得蜀汉元气大伤,也因此蜀汉立国(公元221年)后的头2年,蜀吴关系因战争而走向僵化。

  刘备逝世后,主政的诸葛亮并未忘却最初的外交战略构想,故诸葛亮任蜀汉丞相主政期间,蜀汉的外交开始由理论走向实践并逐步趋于成熟,大抵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同时在这一时期,蜀汉涌现了诸多着名的外交事件和杰出的外交人才。

  第一阶段:邓芝出使,蜀吴关系修复

  刘备逝世前夕,孙权曾经有过请和的意愿。

  而在刘备逝世、刘禅继位后,蜀汉为求新的发展,亦需要重新考虑同东吴结盟,身为蜀汉大臣的邓芝看到了这一点。但诸葛亮担心孙权会因刘备逝世而有所疑虑,考虑到邓芝眼光长远,能够向东吴痛陈利弊,公元223年,诸葛亮便派遣邓芝出使东吴以修复蜀吴关系。

  果不其然,孙权听闻刘备逝世,心生疑虑,在邓芝到达东吴后迟迟不愿会见这位蜀汉的外交使节。

  邓芝于是自告奋勇求见孙权,并声称此次出使并非只为蜀汉之利益更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闻罢接见邓芝,陈述了自己的疑虑,即当下蜀主年幼,蜀国弱小,容易被魏国乘虚而入不能自保,故犹豫是否要和蜀国修复外交。

  而邓芝就孙权的疑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首先,蜀吴都有杰出的人才和险要的地理环境,如果联合足可以与魏国抗衡。其次,东吴如果联魏抗蜀,魏国强大吴国弱小,魏国势必欺凌吴国要求遣送质子,到时候吴国若不顺从则魏国就有吞并吴国的借口,而蜀国也可乘势入侵。

  由此,吴国联魏不如联蜀,一来联蜀是相对平等的外交,二来联蜀对东吴而言是具有长远之利益的。孙权听了邓芝的理由之后认为很有道理,故决定联蜀抗魏,并同时派遣张温出使蜀汉,修复两国的关系。

  这一段蜀汉着名的外交事件不仅是蜀吴修复关系的序幕,也是邓芝扬名的第一件大事,不仅历史中记载了邓芝向孙权陈述的相关理由,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描绘了邓芝出使东吴时孙权摆下沸腾的油鼎,声称若邓芝陈述不清利弊就要效仿齐王油炸郦食油炸邓芝,其场景可谓演绎得惊心动魄。

  虽然小说虚构了这一情节,却也刻画出历史上邓芝此次出使东吴的难度,而邓芝不辱使命的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不仅展现了个人的胆气与智慧,也使得蜀汉的外交理论重新得以实践。

  第二阶段:费祎周旋,蜀吴重归融洽

  蜀吴关系修复后,诸葛亮感于荆州骤变的历史教训同时鉴于北伐时后方的稳定,时时派遣使节出访东吴,以维护蜀吴的邦交、增进蜀吴之间的感情。费祎在这一阶段起到了周旋、润滑的重要作用。

  史载,费祎出使东吴,孙权有意考验费祎,对其嘲啁无方,东吴诸臣也各显身手,想要通过辩论诘难蜀汉使臣。

  而费祎每每处变不惊,都能够条理清晰、义理明确的对答东吴君臣,甚至于在孙权有意灌醉费祎的前提下,费祎都能够保持清醒,不随意作答,以至于不失分寸。

  在这个阶段,亦有许多着名的外交对答,例如:孙权曾设宴招待费祎,却告诉东吴群臣:”蜀使来时,伏食勿起。”费祎到时,孙权出迎,而东吴群臣埋头不起,费祎便反讽道:“凤皇(凰)来翔,骐驎(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

  又如:费祎和诸葛恪相互诘难,论蜀、吴两字的含义,诸葛恪说“蜀”字“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而“吴”字则“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

  凡此种种,在这一时期不胜枚举,而费祎身为蜀汉使臣,在此阶段对待东吴的为难不卑不亢,同时也未因嘲啁冲撞东吴君臣,不失蜀汉气度。故,孙权十分敬重费祎,也曾以自己的宝刀相赠。

  费祎的周旋,巩固了蜀汉立国以来蜀吴之间的同盟关系,虽然其出使期间,蜀吴臣僚相互进行言语诘难,表明上看起来十分尴尬紧张,但实际上两国臣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试探对方的气度,言语间的戏谑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蜀吴此时关系逐渐从僵化走向融洽,而费祎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够保证蜀汉的尊严和气节,同时又不失同东吴的友好关系,不仅展示了其个人的胸襟,更是展现了蜀汉外交的气度。

  第三阶段:陈震持节,蜀吴求同存异

  公元229年,蛰伏已久的吴主孙权称帝,对此,蜀汉诸多官员认为东吴此举暗含挑衅,天无二日,应该与东吴断绝盟友关系。

  而诸葛亮却认为,在外交上要“应权通变”,此时贸然与东吴绝交不利于蜀汉自身利益,应当承认东吴的地位,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此事。因此,蜀汉方面派出陈震为使节前往东吴庆贺孙权登基。

  陈震为人处事稳重,诸葛亮在与其兄诸葛瑾的书信中称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同时认为陈震“赞述东西,欢乐和合”一定能够成功地完成此次的出使任务。

  而陈震也确实兢兢业业,以诚恳的态度向东吴表达了自己和蜀汉对东吴称帝的看法,陈震在给东吴的书信中认为:蜀汉和东吴的交往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东吴的需求蜀汉能够理解并承认,蜀使入吴就好像到自己的家乡一样,而现在两国应当同心协力共同对抗曹魏。

  孙权等人闻罢,深感蜀汉外交格局不凡,更是为陈震说开大局而感到欣喜,于是立刻登坛歃血为盟并立誓与蜀汉永结盟好、平分天下。

  陈震出使东吴,体现了蜀汉外交不拘一格、求同存异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在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外交战略思想之下,蜀汉的外交不是一时之气,而是从一切从实际出发。

  而陈震顾全大局地完成了外交任务,不仅体现了其个人沉稳的个性,也透露了蜀汉外交务实的风格。

  第四阶段:宗预受命,蜀吴联盟维系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吴国趁此增加了巴丘守备一万人,蜀国出于自身考虑,也增加了永安的守备力量以备不虞。为了弄清吴国增兵的意向和维系蜀吴联盟,蜀汉派遣宗预出使吴国。

  宗预曾为诸葛亮的属官,因此对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外交战略思想十分了解。当吴主孙权问起蜀汉为何增兵白帝时,宗预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蜀汉增兵白帝和东吴增兵巴丘一样,都是适应形势需要,都不值得互相追问。孙权闻听后赞赏宗预的耿直,也由此,蜀吴关系从紧张又趋于缓和,联盟得以维系。

  宗预使吴,仍然是奉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基本外交方针,但是诸葛亮逝世后,外交大局虽然由此次出使得以保持,但是在此之后就没有出现如前几个阶段那样精彩的外交事件,蜀吴同盟也变得平淡起来。

  纵观蜀汉外交的四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蜀汉外交之所以如此精彩,不仅是因为有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基本外交战略思想,也是因为各个阶段外交官员表现出色、各当其职。

  蜀汉的外交,不仅在三国时期是杰出政治智慧的表现,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是极佳的外交典型,它的经验不仅说明了小国、弱国并非无外交;更强调了外交之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协调各方利益,而把握这个关键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外交战略思想、长远的政治眼光和恢弘的政治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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